1936年8月，46师进驻赣粤边后，继续采用移民并村、计口购粮等封锁隔离政策，而且还采取比粤军更为毒辣的欺骗瓦解政策，强迫群众筑堡垒，办民团，组建铲共义勇队，严密保甲制度，撤换了一批保甲长；用重金奖赏叛变分子，收买落后分子。46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发动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

    为了部署粉碎46师的“清剿”，1936年9月，项英、陈毅在信丰油山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根据目前的形势，制定了对策，起草了“9月决议”。决议指出党的抗日主张已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进攻。目前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游击战争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扩大游击区，广泛争取群众和白军士兵，争取抗日高潮的早日到来。决议强调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白区工作，是粉碎敌人进攻的2个基本条件，必须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巩固、扩大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动员群众力量，粉碎敌人筑碉堡，建民团，编义勇队的阴谋。并且规定了斗争政策和策略，强调党既要正确执行阶级路线，又要积极争取做白军的工作。游击队则转入白区活动，开展建立“两面政权”工作，开辟新的游击区。“9月决议”为红军游击队打破46师的“清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会后，特委组织以游击队和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宣传工作队，从油山出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游击队和地下党员利用黑夜掩护，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有时还将宣传品放在国民党县、区、乡办事机关门口。这些宣传活动，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特委又派游击队跳出敌人的“清剿”范围，到敌人空虚的后方或非“清剿”区开展游击战争。

    特委鉴于敌人疯狂“清剿”游击区的现实，意识到在游击斗争期间不宜搞赤色村庄，才不致使群众遭到摧残，于是决定高速政策，改变斗争方式，利用各地撤换保甲长的机会 ，在游击区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开明人士去当保甲长；在赤白交界区和白区，采取灵活的政策，争取保甲长，对有悔改表现的既往不咎，争取其中立，使之成为“两面派”人物；对于顽固不化，坚持与游击队为敌的反动保甲长，则杀一儆百。这样，敌人的保甲长制度逐步变成表面上为国民党做事，实际上为红军游击队做事的“两面政权”。地下党员李绍沧、林芳劳分别担任了信丰锡坑的甲长和龙南洒源三保保长。陈毅争取了大余杨村的王保长中立。陈丕显争取了原池江区长黄承祥成为“两面派”区长。

    特委重视兵运工作，派人打入46师，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两面政权”的建立与兵运工作的开展，从内部削弱和瓦解了敌人的力量。

    信丰潭塘坑、上下坪一带的群众，在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的指导下，组织工农联盟，对付敌人。敌人要派工筑碉堡，群众则让一些老弱妇女去修，以拖延时间。碉堡快筑成时，则通知游击队将其摧毁；敌人改派军队去修，刚修了一半，又被红军游击队炸掉。许多碉堡筑了几个月也未完成。

    1936年11月28日，江西省第4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为配合46师“清剿”，将赣粤边游击区划为信康赣、信康余、余雄、信龙定全4个“清剿”区。从12月10日开始，进行“梳式搜剿”，扬言4个月肃清红军游击队。正当46师发动新的“清剿”时，因发生了西安事变，敌人暂停止了进攻。

    项英、陈毅从香港出版的《工商日报》中了解西安事变的真象后，项英为此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性质和意义 。项英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事件，也不是军阀内部的冲突，而是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表现，它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地开展起来，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目前的任务是动员群众，消灭周围的团匪，开创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项英、陈毅还在油山召集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提醒大家不要对西安事变盲目乐观，要作好各种准备，以粉碎46师新的“清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实行“北和南剿”反动方针，纠集重兵，加紧“围剿”南方各游击区，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1月中旬，46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第2次进攻，重点仍放在信康赣地区。敌人胁迫数千群众砍山开路，然后进行严密的搜索。每个搜索队由3个连组成，1连下坑抄搜，1连作准备，1连埋伏在坑尾。并且强迫群众不分昼夜地烧山，妄图使红军游击队无藏身之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特委指示红军游击队采取兜圈子的办法，转移到敌人未搜的山坑隐蔽，与敌人周旋。项英写信通知各县委做好战斗准备，并指示北山游击队向南雄方向移动，以箝制和吸引敌人。信丰的两支游击队则秘密地转移到北山开展游击战。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科新城一线周旋。3月，特委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组织各地群众开展闹春荒斗争。群众纷纷起来，向政府请愿要求发还粮食接济渡荒，或要求地主无息借米。请愿遭到拒绝后，农民便哄抢谷仓，强制地主借粮。敌人被迫从山时调回军队予以制止，一边强迫农民将抢去的粮食送还谷仓，一边不得不同意开仓借粮给农民。这次闹春荒斗争，不仅使农民有了渡荒的粮食，而且扰乱了敌人的搜山计划。

    敌人又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发生了敌人妄图利用叛徒诱捕项贡、陈毅等领导人的“梅岭事件”。1937年4月底，项英、陈毅在梅岭召开会议，研究兵运工作，在46师做兵运工作的陈宏也参加了会议。陈毅提出争取赣粤边两省白军士兵的工作计划。准备在全国形势急骤转折关头，搞一个大的兵暴。陈宏在回大余途中被捕叛变，拱出了大余县城秘密联络站“广启安”糖铺，及项英、陈毅和特委的驻地。陈宏与敌人密谋设下圈套，写信通过交通送给陈毅，谎报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5月2日，陈毅遂与梅岭区委书记黄赞龙下山，前往大余县城接头，项英、杨尚奎等人留在梅岭黄坑等候消息。陈毅进城后，发现有诈，立即和黄赞龙返回黄坑。陈宏在大余县城久不见项英、陈毅的到来，遂领着敌人包围了特委驻地黄坑的斋坑。哨兵发现敌情，立即鸣枪报警，项英等人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与项英等会合后，迅速撤离。46师5个营在山上搜索了3天，一无所获。

    为了巩固革命队伍，项英、陈毅十分注意在党内和红军游击队内部开展以反叛徒、反逃跑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委编写了《开展反叛徒斗争的讲座大纲》、《红色战士必读》、《群众工作者必读》、《反对五大坏现象》及其他时事教材，印发给全体干部战士学习讨论。强调要认清形势，既讲光明的未来，也指出目前的困难，决定正确区分和处理3种情况的人：凡是不愿干的人，养病从政治上进行教育，极力挽留；若他一定要走，则发给路费，派人送他走，并强调出去后，站稳立场，勿翻脸为仇；出去后有悔改表现，要求归队的人，欢迎归队。对一般叛徒，则通过其家属或亲友做劝说工作，争取其中立，勿危害革命。对于顽固叛徒，严惩不贷。凡被捕坚贞不屈的同志，积极设法营救，若为革命而牺牲，则宣扬革命精神和高中品质，向他学习。领导干部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到经济民主，生活民主。开展革命气节教育，不仅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斗争信心，而且促进了红军游击队内部的巩固与团结。

    项英、陈毅与游击队员忍饥挨饿，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与敌人周旋。在此九死一生之际，身带腿伤，日夜伏在草莽间的陈毅，写下了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暂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梅岭三章》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和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伟大胸怀。

    1937年5月，46师又发动了对赣粤边的第3次进攻。敌人采取“全面搜查、重点清剿”的办法，将信南、信康、康赣3个游击区划为3个绥靖区。每区配备1营正规军，加上当地一支30人的铲共义勇队，每人发40天的伙食费，计划40天内肃清红军游击队。

    特委立即制定反“清剿”对策，并具体部署，通知各县委和游击队化整为零，领导干部也尽量分散，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各分队尽量不发生联系，以保守秘密。交通往来，也避开大路和小路，专走草径。为确保安全，各队准备40天粮食，转移到绥靖区边沿。发动和组织群众侦察敌情，做好争取落后群众的工作。三南游击队出击外线，挺进龙南、全南、定南、安远边界，吸引敌人。北山游击队挺进大余、南雄边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46师首先对信南游击区发起重点进攻。由于信南县委对敌人估计不足，未正确理解和执行特委指示，未作充分准备，致使新组织的游击队遭到较大损失，信南县委曾一度与特委失去联系。信南县委和游击队转移到外线信丰、龙南边区，脱离敌人的“清剿”范围，并主动向铲共义勇队和地主武装出击。

    敌人在康赣游击区集中进攻大龙地区。康赣游击队主动转移到北山，与北山游击队汇合。康赣区只留下少数地下党员和交通站的工作人员。白天分散隐蔽，或回家生产，晚上则与游击小组配合，集中打击敌人，致使敌人兵民难分，“搜剿”失败。

    北山不是敌人“清剿”的重点地区，北山游击队与康赣区转移来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民团，捉土豪，筹经费，硕果累累，既恢复了栏河、白云和天井洞等老游区，又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

    敌人对信康游击区未进山“清剿”，着重对大小窝、黄泥排、长安、坑口一带的群众进行监视，强迫各村庄群众立下不出现“土匪”的保证，企图隔绝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可是，群众却暗中接待游击队，待游击队员离开后，才去向积极甲长报告。

    7月初，正当46师和保安团筹划对游击队进行新的“清剿”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敌人被迫对游击队停止了军事进攻。至此，赣粤边游击区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