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1月28日，红24师牛岭战斗失败后，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已十分危急。敌人加紧对苏区进行分区“清剿”，于（都）会（昌）河两头的敌人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及红军主力，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之间的狭小地区内，一举而消灭之。而赣南省机关部队，也被余汉谋部3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中央苏区的物资供给和财政越来越困难。粮食只够吃到3月中旬，经费只能维持到2月间，弹药也严重缺乏。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以及与闽赣、江西苏区的联系均已中断。分局和办事处机关部队如不迅速突围，可能遭至全军覆没。

    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从中央苏区突围。1月底2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井塘村召开会议，就如何突围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意见统一不了，项英只好在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5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请示，要求中央指示。
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接到项英的电报后，讲座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作出了决议。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告知“决议详情续告”。

    2月7日，瞿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举行会演。8日，瞿秋白向会演优胜者颁发了奖品。2月9日，根据中央书记处电报指示，项英、陈毅先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爱人张亮、梁柏台的爱人周月林等5人，由1个警卫排护送，离开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和福建长汀，往香港或上海转移。途中，他们在长汀水口遇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后英勇就义于长汀城。张亮与周月林也被俘并被判徒刑。仅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到了永定。

    瞿秋白、何叔衡等离开井塘村后二三天，项英、陈毅贺昌等也率众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于都南部的禾丰地区转移。

    2月13日，中央分局接到中央书记处于2月13日签发的关于中央苏区斗争“决议详情”的电报。中央的决议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的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对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

    对中央苏区在游击战争中应该采取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了详细指示，指出：“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遍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些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的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斗”。“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决议还指出：必须“极大的给予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接到中央这一决议后，立即在于南禾丰召开紧急会议，对部队突围作出了部署。2月19日，项英拍电报给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决议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电告朱德、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用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中央军区，对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部队及地方干部的分散突围，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再次作了具体部署。

    根据新的指示，项英、陈毅对分散突围人员作了个别调整，然后率分局、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少数人员，从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到上坪山区。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军区，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陈毅、贺昌等得知遵义会议批判了中央在军事领导上单纯防御的错误，异常兴奋。项英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