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整个中国都有浓重的乡土性，土地在农民的心目中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唯农至上”的局面，农民入城后的择业选择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不仅可以继续耕作农业，做“两栖”农民，农忙时到田中耕作、收割，农闲时回城中打工做生意。既可以是从事加工业的工人，又可以从事商业等其他第三产业的工作。三是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传统农民由于生活于封闭落后的村落小圈子中，缺乏与外界的接触、冲撞与对比，常常容易知足常乐，没有更多生活追求，即使生活在低劣的条件下也颇感满足，封闭的生活养成了传统农民的惰性。现代化的城镇生活，使农民眼界开阔，接触面广了，经济、文化生活丰富了。图书馆、电影院、艺术馆、体育馆、游泳场等城市文明活动的场所，成为农民的社交活动场所；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使旅游成为农民日常生活新的选择；四通八达的通信设施，又为农民延伸了交际的手臂，信息化的社会生活使农民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圈子。传统的权威在城市化的文明生活中已逐渐减弱。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促进乡村城市化，既可以有力地促进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更关键的是能够促使农民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大大加快。194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工业总产值占30%。到1980年，由“三七开”几乎变为倒“三七开”，但城乡人口的比例仍然为“二八开”。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3.3%。1982年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4.4%。①

　　鉴于这种比例的不合理，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入城市的限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就指出：“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经济上的繁荣以及政策上的松动，为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79年一1985年，城市人口从12862万增加到17546.9万，城市人口比重从13.3%上升到16.8%。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进一步加快，其标志是小城镇的快速发育。1978年，我国有建制镇2850个，到1990年发展到11935个，增长3.19倍，平均每年设镇757个；1978年，镇人口为5316万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8528万人，农村城镇化率由7％上升到12％，翻了一番。这样，城镇化水平已达到近30％。但城镇化仍然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国外有人对114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关系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当人均GNP从300美元增到645美元（1980年美元，下同）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下限时，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从20%升到33%，提高13个百分点，而我国人均GNP从1980年300美元增至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