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开始，苏联实行国家的工业化。我们说过，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工业化）是一种世界性历史潮流。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的主张，并提出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列宁认为，这种赶超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许多先进国家已经创造了现成的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列宁关于国家电气化的一系列主张后来都成为苏联工业化的政策原则。要实行工业化，就必须有资金。列宁说：苏维埃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靠掠夺别国人民的办法，也不靠剥削本国人民的办法，只能靠内部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②。斯大林也说：苏联只能走“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③显然，实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必然要求向农业汲取。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的农业很快得到了恢复，但是小农生产很难适应工业的需要。再加上1928年初苏联再次发生粮食危机，因此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就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了。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决定建设一批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实行全盘集体化。由此可见，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急剧变化和全盘集体化任务的提出，并不是农业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农业发展成熟的需要，而仅仅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要求。

　　斯大林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温和路线认为，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商品生产薄弱。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强硬派则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工业发展太慢，要高速度、快计划地发展，“赶超美国”。为了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斯大林更加突出地指出农民的落后性、分散性、保守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弱点，这样农民就被推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对立面，两者之间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发展工业就必须牺牲农民，而维护农民利益就会耽误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斯大林在理论上“战胜”布哈林之后，随即于1929年下半年开始了运用行政手段加快农业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早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就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把改造小农经济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但这时仍然坚持了逐步过渡和自愿联合的原则。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绝不能认为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他认为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是：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业生产零星、分散，没有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计划经营的优越性。他提出：“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