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制定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无偿废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以及矿藏、森林和水源均为国家财产；将地主的田庄以及皇室、官府、寺院、教会的全部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建筑物等移交乡土地委员会和贫农代表苏维埃支配，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同时，又规定那些具有高度农业文明的田庄不得分割，改作国营示范农场或农业公社。1918年又颁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确定了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土地法令的颁布和土地改革的实行，使贫农、中农获得了1.5亿俄亩的土地和价值3亿卢布的农具，豁免了农民为购买土地积欠农民土地银行的债务约30亿卢布，此外，农民每年还省掉约达7亿卢布的地租和购置土地的开支，等等，大大满足了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的迫切要求，并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经济阵地，巩固了工农联盟。但是，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方面还是出现了改造速度过快的现象。由于管理跟不上，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鉴于此，列宁于1918年3月提出调整政策。他说：“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①可惜的是，这一新的思路刚刚执行，苏维埃国家就被迫进行国内战争和自卫战争，从而转人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起初，由于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破坏粮食收购工作，到1918年春天就发生了粮食供应危机。为了战胜面临的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5月决定实行粮食垄断制，要求农民在一星期内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凡隐匿余粮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10年以上徒刑。同时派工人征粮队下乡征粮。6月又下令成立贫农委员会，负责协助征粮队搜寻粮食。由于采取了这些应急措施，粮食供应危机得以缓解。但是，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粮食问题又变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保障前线和后方尤其是大工业中心的最低限供应，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1月决定实行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份向居民征收。”

　　余粮收集制，顾名思义是收集余粮，但是，摊派的任务又是必须完成的。因此，如果余粮不足，则应以必需粮来补足，并按期交齐。因此，列宁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②国家征购余粮仍按固定价格支付，但一方面收购价格很低，另一方面所付纸币都是一些急速贬值的“彩色纸片”，用它买不到什么东西，实际上近于无偿剥夺农民。法令规定收集余粮要贯彻阶级原则：贫农不收，中农酌情征收，富农多收。但在实行时，常常把中农与富农相提并论，用对待富农的办法对待中农，甚至贫农也有50%被列入应征户。所以，尽管实行余粮收集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而且确实有效地缓解了粮食供应的危机，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需要。但是，必须同时看到，由于违背了物质利益原则，由于对农民采取了剥夺的手段，极大地触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从而也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