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代化道路亦具有其特殊的一面。西欧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向是通过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依靠国家权力和经济优势，统治和剥夺乡村，并通过对外掠夺，迅速扩张实力，最终将封建形态和乡村纳入城市资本主义体系。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工业化、城市化中逐渐消失，整个社会结构转变为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②所以说，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是处于直接的对立之中的。

　　而在中国社会内部，虽曾萌发过资本主义因素，但由于受到了强大的封建国家整合力量的抑制，传统社会内部未能为未来社会提供足够的新因素。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了一个畸形的、过渡型的、中间状态的“双半”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畸形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独特性。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农民阶级在走向工业化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使农民超越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将农民的反对压迫和剥削势力的斗争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从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而且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