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为现代农民，使农民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可见，要实现现代化，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农民的问题。传统农民的消失，传统农业的改造，这都是历史的必然，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也是现代化的要求，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传统农民的最终结局，而在于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来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和过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采取了牺牲和掠夺农民的措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如果他们不采取这一措施，那么他们的工业化进程要延误多长时间还难以料说。可以这么说，牺牲农民利益以实现工业化，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既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又是由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策上的失误。这样说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农民为工业化做出一定的牺牲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牺牲农民是所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不论其社会性质，也不论其所处历史阶段如何都无法避免的现象。巴林顿·摩尔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与农民的关系时认为：“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对于上述论点，历史的讽刺是耐人寻味的。在现时代，农民一如革命中坚分子，成了革命的代表，随着中坚分子大获全胜，他们也作为卓有影响的演员而步入历史舞台。然而，他们的革命作用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和俄国，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法国，他们的作用十分重要；在日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印度农民力量甚微；而在英国和德国，农民在最初的斗争中失利以后，便处于无关宏旨的地位。”①这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农民与现代化的关联度以及农民对现代化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后发展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②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时就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③这就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这一构想，对于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都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