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伴一生——我的曲折文学道路

■周书文

    作家周书文简介：

    周书文，研究员，男，汉族，1930年6月生，河南省内乡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任江西赣州地区文联副主席兼赣江文学主编及作协主席，省文联四届委员、五届常委，省作协二、三届理事，1996年离休。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亚大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才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市作协名誉主席，1984年后先后出版《魏禧文论选注》（合）、《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等红学研究系列5部，《小说的美学构建》、《中国古典小说审美思考》、《红土地文学论集》，散文随笔《多面人生》、《人生百态》等著作，1987年授予江西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内外获奖，事迹入选《跨世纪优秀人才智慧宝库》《大地颂歌》等丛书，并为美国科斯拉有线电视网《中国江西》播出。

周书文的散文集

周书文系列红学专著

周书文近期出的新书《创作奥秘随谈》（本版图片由谢东琳 摄）

   “杂”伴滋生的困惑

    我的一生可以说总是与“杂”字相伴，真是分也分不开、扯又扯不断，这使我因与“杂”相伴，付出了难以弥补的代价；却又因与“杂”相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与“杂”相伴啊，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说起与“杂”相伴，首先是我前半生工作性质的“杂”伴，先是搞税务，后是搞商业，接着又搞统战教育，直到“文革”后期才如愿以偿走进文艺队伍。不同职业的不断转换，使得我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更替中，几乎是学一专长，丢一专长，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专长。不过，我从小就爱好文学，还梦想当个作家，所以，尽管我不断改行，却总丢不下文学爱好。于是，这种爱好便与不断转换的行当“杂”伴上了。

   “杂”使得我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浏览文学群书，充实自己。加上过去我又一直在农村中小学读书，见少识浅，名曰高中毕业，实际上因当时战火不断，学校时办时停，满打满算也只上了一年半，文学功底之差可想而知，甚至当时我连自己到底要主攻哪种文学体裁都心中无数，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于是我便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般瞎碰乱闯，既写诗歌、寓言、相声、戏剧，又写杂文、散文、随笔、评论，样样尝试，样样又浅尝辄止，哪样作品能发表，就着重写哪样。试想：这样的“杂”伴状态，怎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苏轼称颂过“咸淡杂众好，中有玉味永”，那是他那样文学功底深厚的大家，才有可能取“咸淡众好”于一炉，出神入化，升华为“中有玉味永”的文学珍品。我呢？专业不断转换，形不成专长，文学爱好又不专一，带来了学习借鉴的杂学旁收，这便使我无论在工作专业还是文学爱好，特别是智能结构上，都处于杂乱无序状态。加上当时我的作品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人们称我是多面手，我也就以“浮名伴此身”，沾沾自喜，不能省悟自拔，这就使我陷入了混乱无序、智能的怪圈，难以改弦更辙。

    到了“反右倾”时，意想不到的是这种文学爱好被冠以“不务正业”“出名成家”进行批判。当时我在赣南社会主义学院任教研室主任，主讲哲学，于是便只好转向与教学有关的哲学研究，不想竟然很快连续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江海学刊》《争鸣》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哲学论文，受到了各方的关注。江西人民出版社也主动上门约稿，我便写了20万字的《哲学小品》，待要出版时，“文革”开始了，这部还未付梓的书稿便先定为“毒草”，向出版社索回批判，被批进了垃圾堆中，再也难以面世了，成为我的终生遗憾。

  “杂”伴圆了作家梦

    1979年地区文联恢复，我真正走进了文艺行列，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专业文学写作了。这时回过头来反思走过的文学道路，我才发现真正走了个大弯路，过去创作的那些作品值得一看的东西几乎等于零，这才痛感“哑子漫堂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哪。更领悟到：作家的生命是艺术创造，只有写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能有存在的价值，自己只有改弦更辙，明确主攻方向，才可能有所突破。

    可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了。这时恰逢拉丁美洲文学脱颖而出，“引导起了一场文学地震”，其成功的奥秘正是运用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方法的杂交，把现实与象征、写实与虚实、历史与现在、幻想与现实、性感与形象、意境与哲理、真理与谬误、善良与丑恶，化为一统，组合成一个多元复合体。这使我突然眼睛一亮，回味到当年哲学与文学的嫁接“杂”伴，似乎一下子找到自我，明确了尔后的主攻方向，这正如契诃夫所说：“上帝给了我什么嗓子，我便用什么嗓子叫唤。”于是我也就开始用“上帝”给我的这个“嗓子”试着叫唤，开始向哲学与文学优势互补研究方向迈步前进。

    当时为了抢救地方文化遗产，文联首先确定整理宁都清代散文大家魏禧的文论，伍中、万陆负责注释，我则要初试身手，负责以哲学观点去梳理他的文论，撰成序文，这就是《魏禧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很快，于1983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8辑发表，《魏禧文论选注》也于1984年出版。这鼓舞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信心，决心转向红学再试身手，我摒弃了当时铺天盖地从政治角度考量的文风，选取从文学创作角度切入，以哲学观点研究林黛玉性格塑造的特点，向《红楼梦学刊》投石问路，不想立即得到“立论好，角度新”的肯定，要我进行充实修改，很快便于1983年1期刊出，还得到省人民政府1984年授予的优秀文艺评论奖。刚好1983年夏，我参加了上海美学讲习班，更认识到红学研究成果不与美学观相结合，就很难把握红楼艺术的绝妙真谛，于是又以哲学、美学与红学的联姻“杂”伴进行研究。

    沿着这种思路，我接连写了贾宝玉、薛宝钗、王熙凤等9个重要人物性格塑造的特点，结集为《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作为省作协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之一，于1986年出版，首篇《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完整美》就概括了这本书的理论框架，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此我的文学道路才开始走出低谷，我也于1984年加入中国作协与中国红楼梦学会，并于1985年首次参加全国第五次红学会并补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可以说，至此我算圆了作家梦。

   “杂”伴出学术井喷

    真正向红学冲刺，谈何容易。红学博大精深，研究它的专著如林，巨擎专家成群，如果要真正做到“得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就必须独辟蹊径，不断做出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找到新的研究角度，才能写出别具一格的红学研究成果。

   当时，恰逢文学评论界兴起新方法论，这使我发聋振聩，心荡神驰，似乎一下子冲破了封闭的思想闸门，发现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息息相通，可以融合为系统辩证法，可以使红学研究别开生面，魅力四射。可是从未接触过系统论的我，便只有硬着头皮苦钻，把当时所能看到的系统论著，基本上都浏览了一遍，做了大量笔记。这使我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觉得豁然开朗，越学越觉得系统辩证法是我进一步拓展研究红学视域的理论支点，它使我对过去认识肤浅的东西，一下子似乎峰回路转，有了出奇制胜的透识与感受，就连过去不能领悟的盲点，也似乎豁然开朗，一下子迎刃而变化生姿起来，真的像产生出一种“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的挥洒自如感叹，还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恍然大悟的欢快。

    仅半年时间便写出了《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专著，共写了15个配角人物，首篇《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立体美》概括了全书的系统辩证法与美学和红学“杂”伴探索特点。接着我便转入红楼艺术主旨、艺术思维、性格组合、形象刻画、艺术手段、文化内涵等艺术世界的探索，先后出版了《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红楼梦的艺术独到》，还点校了列藏本《红楼梦》，这使我品悟到系统辩证与美学和红学的“杂”伴融合所焕发出的“中有玉味永”的艺术生命活力与研究探索情趣。

    于是，我在研究红学的同时，我又对其他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三言两柏》等也产生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连环互动感，便又以一种“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研究冲动，把红学研究的方法，扩展到对其他古典文学的综合研究上，又形成新的“杂”伴，接连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审美思考》、《小说的美学构建》，还有一本《小说点评理论述评》尚待出版。这些研究，有20多篇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心转载，有的收入《明清小说研究年鉴》，有的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有的收入《中国作家名篇欣赏》，有的收入美国出版《跨世纪国际名人名作·中国科技文化卷》，还有2篇收入《中国学术大百科全书》。

    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形成了我的探索研究冲动喷发期，我的大多数学术专著都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可以说，“杂”伴使我开拓了研究视域，冲破了以往的研究盲点。

   “杂”伴出“双红研究家”

   其实我在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还有一项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那就是对赣南红土地文学的研究。因为我到地区文联后一直在抓文学创作，主编刊物，又兼作协主席，而我又长期在赣南工作，赣南这块红色热土不仅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又是客家重要聚散地，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文化宝库。

    不少外地作家纷纷到赣南来采风，立即创作出响遍全国的电影、小说，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抓住这个地域优势，形成自己的创作大军，捧出自己的拳头作品，这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寝食难安。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举办讲习班、作品研讨会、搞讲座、办刊物，为新人新作摇旗呐喊，努力为多出人才多出精品营造气氛，但总感到不尽人意。如今，尽管自己离休了，仍然想竭尽绵薄之力，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见解。

    回过头来看，我对赣南红土地文学也有一个不断认识、提高的过程。开始只注意抓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而且又只是孤立地反映历史复制历史。当我从红学研究中发现：《红楼梦》虽然仅仅写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兴衰荣辱变化历程，却能上及皇宫官府，中联豪门望族，下到平民百姓，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封建社会的五光十色，成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红土地文学要突破、要出新，就不能孤立地抓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应该放开眼界，把它融进赣南红土地生态环境、文化氛围、客家群体、地域特色中去开掘，才能走进历史的深层、地域文化的深层、客家群体的深层，写出赣南红土地文学当作地域性文学流派提了出来。这使我更进一步找到了红土地文学出新的理论突破口，那就是：既从地域文化的广度上开拓题材，凡是红土地上发生过的人和事，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或是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都应该纳入红土地文学创作的视野，又从地域文化的深度上开掘题材，写出红土地地域人文的五光十色。这才加深了红学研究成果与红土地文学“杂”伴的自信与自觉。

    我首先抓住赣南红土地文学创作中两个旗帜性标志性人物进行跟踪研究：一是小说家罗旋的全国获奖小说，一系列新著及题材转型的研究与评价；一是影剧作家舒龙的红土地影视剧作的研讨与评价。通过对他们作品的系列研究与评价，以求带动红土地作家群体的互联互动。

    当然对于新人新作也都尽可能热情地加以推荐与评价，以求红土地作家群的集结，红土地文学的繁荣昌盛。虽然我对红土地的研究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市作协与市影协为了促进红土地文学理论的发展，还在2002年8月联合召开了“周书文红土地文学理论研讨会”，这对我是个激励与鞭策，促使我为红土地文学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建树。

   人们常常称我是“双红”研究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动、化为一统的。我最近出版的《创作奥秘随谈》就是以随笔的形式，将自己多年来对红学与红土地文学的零星“杂”伴感受，供文学爱好者参考的汇集。

   人生是有限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我从后半生的文学“杂”伴中，确实品悟到了多学科优势互补对于修正自己文学道路的重要作用，品悟到创造的幸福、人生的乐趣。

    看来，我这一生是离不开“杂”伴了。